1929年是顾颉刚父亲顾子虬先生的六十大寿，钱玄同于这一年的端午节给魏建功写信，说是“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送寿屏为宜，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沄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沄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范文澜随后为顾颉刚父亲写出的寿序中所极力称赞的，正是自己此前所“笑话”的“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的“一味狐疑”：“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泳陶铸之甚厚。与夫小器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而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果信。”（6）
在这篇寿序落款处签名恭祝的，共有马裕藻、马衡、范文澜、董作宾、钱玄同、刘复、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魏建功等11人。与这11人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借着自己曾经赞同过“禹是一条虫”的学术公案，对于顾颉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党同伐异”和嬉笑怒骂。1929年7月21日，从北京省亲归来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介绍了与顾颉刚的意外遭遇，并且株连到对方六十大寿的父亲连同自己昔日的老朋友钱玄同：“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籍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3年2月6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崇实》一文，明明是谈“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却偏要借题发挥捎上顾颉刚，说是“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同年8月18日，鲁迅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再一次不点名地“笑话”顾颉刚：“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到了1935年11月，曾经在《对于“笑话”的“笑话”》中明确支持过顾颉刚的鲁迅，偏偏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的生理缺陷极尽“笑话”之能事：“‘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早在《华盖集·空谈》中，鲁迅就明确表白过“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的，与鲁迅一样得到过刀笔吏真传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一文中写道：“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7）
应该说，鲁迅对于顾颉刚的由“党同”到“伐异”的根本转变，所表现出的正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的秘诀”。鲁迅为自己的此种表现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无非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而在实际上，曾经令鲁迅深恶痛绝的顾颉刚，只是一位颇为纯粹的学者和绅士，与章士钊之类政治上的仇敌完全不是一档子事。至少在把顾颉刚当作“落水狗”来实施“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人身攻击方面，鲁迅的表现是不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的，值得效法的反倒是他对范文澜变“伐异”为“党同”的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