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鲁迅又引述了范仲沄写在《整理国故》第四节的几句话：“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经过这种巧妙的抄录和罗列，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手法，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关于这位“笑话”别人反而被鲁迅所“笑话”的南开大学国文系讲师范仲沄，也就是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另有介绍：“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家学渊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使用了大量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甚至于“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刀笔笔法。旧派学者中的黄侃（黄季刚），即使“毫不留情”地“排除异己”，却从没有像新派学者中的朱希祖那样，把将要毕业的学生开除学籍，更没有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那样，在《新青年》杂志中公开采取既反“科学”又反“民主”的抹黑骂倒式的人身攻击态度，来提倡所谓的“科学”和“民主”。
范文澜对于老师朱希祖和北大校友顾颉刚的攻击和发难，显然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而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
范文澜所“笑话”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堪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这起公案的最早发端，是顾颉刚发表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有“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3）之类的说法。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学术命题，在当时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论争，对于这一学术假设和学术论争的积极意义，胡适以编辑组织者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4）
鲁迅“笑话”范文澜的立足点，与其说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纯学术的“怀疑”立场，不如说是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党同伐异”的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5）
三、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信，14日发。得吕云章信。夜风。”的记载。“季市”就是许寿裳。此时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由“伐异”的敌对到“党同”的和解，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对于“笑话”的“笑话”》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此之前，在“党同伐异”的“壕堑战”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的鲁迅，利用各种化名“奋笔批评”的敌对人物，除了林纾和章士钊之外，只有魏建功、胡梦华等几位轻量级的青年学子。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的记载。
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十九日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拇，稍肿痛。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二十四日晴，风，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久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之类的记载。在1932年11月26日致许寿裳信中，鲁迅另有“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沄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之类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与范文澜达成和解的同时，范文澜与自己曾经“笑话”过的顾颉刚之间，也达成了充分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