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提要：在鲁迅与范文澜的交往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从敌对到和解的曲折过程，由于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过程已经难以原原本本地进行存在还原。不过，与此相关的基本事实，却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并且为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和认识相关人等的精神面貌和复杂人性，提供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范文澜与鲁迅同为浙江绍兴人，1913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时，因其姑父许铭伯与鲁迅同住绍兴县馆而相识。1917年北大毕业后，一边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一边与三年级的冯友兰及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一道，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由钱玄同教音韵，陈汉章教训诂，黄侃教文字，刘师培、吴梅教文学史。半年之后因故辞职，1922年到张伯苓任校长的天津南开学校任教，1924年起任大学部讲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和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范文澜，先是“范姓者”（1913年），后为“范云台”（1913-1918年），再后来为“范文澜君”和“范文澜”（1925-1929年），到了1932年11月18、19、24日的连续交往中，又变成了“仲沄”和“范仲沄”。在称呼的变换中，最为集中地折射出了鲁迅对于范文澜由陌生到熟悉，再由敌对到客气以至于亲密无间的曲折交往和情感演变。这两位绍兴人曲折交往的心路历程，迄今为止依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盲点，透过对于这个盲点的存在还原，所看到的是当事双方极其复杂隐晦的精神面貌。
一、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
1913年6月14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夜抄《易林》。”（1）的记载，“范姓者”就是初字云台，改字仲沄的范文澜。这是鲁迅与范文澜之间最早的会面。许诗荃是范文澜的姑父许铭伯的儿子，许铭伯的弟弟，就是极其难能可贵地与鲁迅保持了终生不渝的友好关系的同乡、同学加同事的许寿裳。
1937年10月7日，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在《风雨》周刊第6期公开发表，文中对于自己与鲁迅之间的交往进行了专门介绍，说是“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戴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中，吃过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照例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贴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没有听说他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想，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教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与议论符合。……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别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在这篇文章中，范文澜回避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事实，那就是“新人物”中的鲁迅，对于曾经是“沟通汉宋”的旧派学者的范文澜的“奋笔教训”。
二、《对于“笑话”的“笑话”》
1924年1月17日，鲁迅以风声的署名，在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对于“笑话”的“笑话”》，说是“范仲沄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