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政策演变
始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小升初”政策演变历经了四个阶段。
1993—1997年，统一与特殊并存的“小升初”政策初露端倪。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同时，择校的口子被放开，但严格控制择校的比例。
1998—2002年，“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方针。随着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入学方式多样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2003—2007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首次提出坚持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方向，进一步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同时，接受“共建”单位职工子弟入学方式升学第一次直接出现在政策文本之中。
2008年—2011年，放权与不公平的延展加剧了“小升初”的矛盾。北京市“小升初”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的权力更多地被下放到了各区县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
虽然北京市教委出台的政策只提出就近入学和特长生两种基本方式，但各个城区出台的入学方式可达十余种。报告指出，北京“小升初”入学渠道纷乱繁杂，除包括“占坑班”外，“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多种方式共存，还呈扩大趋势，而符合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电脑派位方式则呈现萎缩趋势。目前，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东城区约为44%、西城区约为33%、海淀约为40%。近年来各区县的“小升初”政策，一个重要的调整方向是扩大推优的比例，如东城区推优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为2011年的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按规定，推优未能完成的名额由电脑派位来补充，但实际并非如此。校长反映，由于推优的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据知情人透露，东城、西城、海淀区推优名额中约30%是被占坑点招等择校形式占据的。
报告还指出，“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典型的“以权择校”。
北京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小升初”乱象严重
2011年7月—8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全国“小升初”状况网络调查中，针对“您认为目前本市‘小升初’的问题是否严重”这一问题，6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严重”，而北京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则高达85.3%，高于全国平均值。
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79.8%)，而“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42.5%)、“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40.2%)分获第二、三选项。此外，被调查者强烈希望“实行校长、教师交换流动政策”、“严格定义就近入学的原则，并且严格履行此原则”、“取消义务教育阶段收取‘捐资助学费’的政策”、“规范培训市场，禁止培训机构与‘重点学校’勾结”。报告分析认为，公众对“小升初”乱象不满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职能的错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导致北京市“小升初”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精英主义和名校情结的价值观，北京市特殊的社会结构等等，形成公众对优质教育和名校的强大需求。这一刚性需求与义务教育阶段巨大的校际差距，形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名校竞争导致的不断提前掐尖、校外培训市场推波助澜，造成家长的恐慌和混乱。
报告建议，以2015年实现均衡发展为目标，确立和分解各项措施，确立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有效地解决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问题。(本文据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靳晓燕 本报通讯员 钟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