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 ”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 “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 “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 “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 ”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 “清妖 ”，奔向 “天国 ”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