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高考户籍限制违反《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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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2009年11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曾向教育部提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这是你主持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其中是否涉及异地高考问题？是否收到教育部回复？
张千帆：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异地高考问题，直到2010年有些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这个问题才逐渐被人们重视。《建议书》主要关注大学对不同省市考生招生不公的问题，比如北大对北京考生就有所照顾。我们主张大学公平招生，北大和清华的招生标准可以不一样，但他们都必须以同样的标准面向全国考生。当时教育部也表示正在研究。那时正在制定国家教育发展纲要，但后来我们看到，纲要并没有吸收《建议书》的主要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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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为什么两年后，你又和14位学者及社会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了联合署名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之后是否得到国务院反馈？
张千帆：我那时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全国每年几百万考生遭歧视，却没有人站出来从法律上挑战招生指标制度。直到后来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我们终于看到了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的潜在推动力，于是再次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其实，高考户籍限制违反了《教育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起诉，但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所以我们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提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的规定。事后我们得到了国务院的反馈，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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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认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张千帆：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以及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毕竟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目前，山东率先取消了户籍限制，这是很好的，但山东毕竟不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北上广等地实现异地高考阻力会比较大。
其实，随迁子女高考完全不涉及什么技术问题，它主要是全国高考试题不统一带来的困扰。2002年后，我们开始实行“分省命题”，但时至今日，“分省命题”并没有实现“提高素质教育”等当初承诺的好处，像北京学生高考的压力依然很大。如果我们恢复2002年之前的统一高考，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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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去年10月《建议》公布后，曾有很多人质疑它，你怎么看待这些反对声音？
张千帆：北京等地考生和家长有一些反对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放开户籍限制会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有些教育学者可能也对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等建议存有质疑，认为是搞“大一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可以说，总的改革方向是没什么人反对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上有些人存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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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随迁子女家长们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张千帆：我认为家长们的诉求是比较合理的，提出要求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方案也确实考虑了当地困难。从方案具体内容来看，我认为一些措施如“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等，也能比较有效地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我们也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方案，对各项标准制定得更严格，这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权衡各方利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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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建议》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入手，最后提出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及实行公平的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请问这些建议的原因和具体解决方式是什么？
张千帆：解决国内大学的招生与考试制度问题肯定是要分阶段进行的，目前异地高考问题迫在眉睫，需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其他问题会接踵而来。我认为恢复统一高考是必须的，它是大学公平招生的必要条件。但统一高考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再根据大学的特色和要求进行自主招生。目前国内自主招生是高考前进行，主要是给考生高考加分，这其实是违背自主招生初衷的。而且现在大部分考生是没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的，这也不公平。我们需要改变自主招生的性质，能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主招生，并且能够在原则上公平录取，这是我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