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饥渴的孩童
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办)晨曦社的33名大学生，在2011年春季学期来到山西省石楼县支教。
一位叫慧慧的六年级女生很快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注意。第一天，慧慧热情地拽住他们的胳膊不放，但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每天，她还是照常到校，但不进教室；下课后，她也不回家，在村里游荡。
到底为什么？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析，左想右想，好容易才想出，可能是上课时，一个奖励没有及时发给她，让她受到了“伤害”。
在甘肃成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派驻的驻校社工们则发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孩子们反映最多的，居然是情感、恋爱问题。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在信中表达她对“小三”的仇视。他们与老师讨论，老师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亲情饥渴症。孩子们从小与父母分离，格外需要寻觅另一段让人感到安全的亲密关系。
然而，无论是亲近还是愤怒，这些缺乏管束的孩子，始终缺乏分寸感，常常是一点小事情，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比如，甲拿了乙的铅笔，乙就拿椅子砸甲的头。对于前来驻校的大学生们，孩子都贴身陪伴，无视老师们对私人空间的要求。
敏感、冲动、恐惧、孤独、对人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这些问题学生中，一半以上有学习焦虑——恐惧考试，学习不安心，过分关心考分；12.1%的学生带有身体症状，如在极度焦虑时，会呕吐、失眠、小便失禁、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出虚汗、头晕等。
与非寄宿学生相比，寄宿学生的学习焦虑更强烈。同时，也更加自卑及怀疑自己，更焦虑和易于失眠，更易于冲动，等等。
“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
负重的家长，空白的农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财政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还是县乡村三级教学，县乡两级管理，重心在乡镇。因为乡镇财政薄弱，当时还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袁桂林教授，调研时遇上最多的问题是校舍安全和拖欠教师工资。
2001年，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管理重心由乡镇提升到县一级，其实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力更加薄弱的必然结果。
以县为主后，校舍安全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却又出现。“这么多教学点管不过来，这就要求撤并。最后，确实是缩短了战线，减小了开支。”袁桂林说。
2008年8月，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进行了一项比较调研。以30年投入资金为单位，按2007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为依照，如不撤并，全县186所小学共需投入26亿3千余万元；撤并后，生源聚集，效益提高，教职工相应减少，投入也随之降低为21亿3千余万元。也就是说，今后30年可以节约资金约5亿元，平均每年节约1000余万。
杨贵平并不赞成这样的算法。她认为，很多隐性成本只是转嫁到家长身上。
根据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河北省青龙县的调查，在村小上学，在家吃住，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撤并后，食宿费、交通费、零用钱，每年高达2000元。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本来，学校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往往是备受尊重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教育孩子，还是成人咨询、受教的对象，过年写对子、帮忙看说明书、修电视，甚至解决争端，都需要他们。但随着村里学校消失，孩子和家长外出，以及农民工的迁移，村落成了老人和困难人群的聚集地，文化活动也由于人口锐减而基本停顿。
“可以说，农村文化教育机构、文化人的存在，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如果村里没有学校，人们会在心里对文化教育产生疏离感。这是可悲的。”袁桂林说。
在杨贵平看来，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国家统一课程基本不涉及地方文化、特色生活等，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就要脱离家庭和乡村，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子，保留民族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杨贵平不禁为中国的乡村前景感到担忧，“乡村凋敝、孩子变成城市农民工，或者没有职业、住在大片的城市贫民窟——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模式。那么中国，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