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谏官,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据理力争,抗颜进谏,被称为“殿上虎”,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会畏惧几分,奈何不得。北宋王朝167年,这样的事例有很多。
据石介《三朝圣政录》记载:宋太祖有一天在后园用弹弓打雀,有个大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连忙召见,他所奏报的却是普通事。太祖大怒,责问他,他回答说:“我以为这件事情比拿弹弓打雀要急。”太祖更加恼怒,拿斧头把儿将他的牙齿捅掉两颗,他弯腰拾起地上的牙齿,放入怀中。太祖骂他:“你这样做是想告我吗?”他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告您,但是史官会记录这件事。”宋太祖因此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言行谨慎。
还是宋太祖朝的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宰相赵普想任命某人为某官,不合太祖意,被驳回;第二天,赵普又奏,又不用;第三天,又奏之,太祖怒,将他的奏折撕烂扔到地上,赵普颜色自若,拾起奏折回家粘补好;明日,复进之。另一件事:有大臣立功,当升官。太祖因为不喜欢这个人,不同意。赵普坚以为请。太祖大怒:“朕就是不升他的官,你能把我怎么样?”赵普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道理如此。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并不是陛下您一人的刑赏,怎么可以凭个人的喜好而决定呢?”太祖怒到极点,起身走开,赵普在后边跟着他;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前,很久没有离去。《宋史·赵普传》称赞他:“普入相后,坚于职守,对宋太祖忠贞不二。有当用者,普荐其为官,一奏不用、二奏、三奏,直至太祖准奏。有立功应升迁者,太祖不予升迁,普为其力请,直至宋太祖从其请。”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太宗时,寇准为员外郎,奏事与太宗的意见相左,太宗拂袖起身,欲入禁中,寇准用手扯住他的衣角,请他重新坐下来,“决其事然后退”。寇准的行为,可谓胆大包天!因为忌惮谏官与自己针锋相对,使自己颜面扫地,下不来台,宋太宗曾央告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
据《宋史·李沆传》,宋真宗想把他的叔伯姐夫石保吉提升为使相(加宰相衔的节度使),与宰相李沆商议。李沆“三问不从”,宋真宗只得作罢。
宋仁宗由于受到来自宰相等外朝官员的压力,常常不能“从私情”,只得“从公议”,以致有的宦官企图趁此挑拨离间:“万事只由中书,官家(皇帝在内廷的称谓)岂得自由行一事?”
宋人侯延庆的《退斋笔录》记载:宋神宗打算将一名转运使处死,遭到宰相蔡确反对,因为“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宋神宗无法,决定将这名转运使刺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地区。门下侍郎章惇进谏,“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把他杀死算了”,原因是“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懊恼不已,长叹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在北宋中期以前,因为皇帝大度开明,谏官“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争,争之不胜而不去者”,这对防止朝政迅速走向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朝廷的腐败和专制,自“绍圣(宋哲宗年号)、崇宁(宋徽宗年号)以后,此风遂泯”。“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皇帝狎近佞幸,佞幸逢迎皇帝,其结果必然是朝廷决策失误甚多,天下嗟怨之声四起,最终,北宋王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