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明的底线”出了问题
尽管说“语文不除，教育已死”，叶开还是坦陈：“语文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但非改不可的并非只有语文。语文教材只是我批判教育制度的着力点。”
同叶开一样，“第一线”成员童蓓蓓认为：“语文并不是最糟糕的。在文科教材里，语文的病反而是最少的，历史、政治可能严重得多。”她觉得“人们之所以那么关注语文，那是因为母语跟我们的精神紧紧相连”。
在学者傅国涌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地位远不止如此，他说：“它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提供文明的底线。”他认为，“语文教育是一种根基教育，它要给人奠定基本价值，如何看这个世界、自然、人生。小学语文又比中学和大学覆盖的面更广，因为面广，所以它是培养人、建构人的最重要阶段。”
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语文课本并不令人满意。在研究小组发布的评估报告开头，蔡朝阳引用了一首台湾组合的歌曲：“亲爱的妈妈，请给我哭闹的时间/让我迟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也许你可以先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喜欢自己/才接受文明的训练”。给孩子一些自由发展的时间，不要逼他们过早成为大人，这件在蔡朝阳看来理所应当的事，却因教材的“儿童视角缺失”而成为奢望。“孩子有自身的心理结构，大人们应该去理解他们，而不是进行成人化的灌输。”蔡朝阳说。
在小组另外一些成员看来，教材中“事实的缺失”危害更大。这些“事实的缺失”，是指小学课本中大量杜撰的名人故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小组成员郭初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考证出陈毅探母不过是《二十四孝》中《涤亲溺器》的现代版；而在美国留学的何易，发现爱迪生根本没有救过妈妈，因为那时阑尾炎手术根本还没出现。
郭初阳对此忧心忡忡：“如果教材充满谎言，那么小朋友会觉得说谎是正常的。让孩子生活在虚伪中，这很糟糕。”
满意的课本要从人性出发
10月21日，苏教版教材编撰者就《陈毅探母》与《晚上的“太阳”》(即《爱迪生救妈妈》)两篇课文的真实性作出回应。他们出具了《陈毅探母》原作者胡兴模老人的来信以证明该故事并非虚假。至于爱迪生救妈妈，苏教版编撰者之一朱立奇回应说，根据他们查阅的资料，最早的一例阑尾炎手术早在爱迪生之前出现，只不过那时还没有“阑尾炎”这个名词而已。
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声讨仍在继续。郭初阳认为“这并不是有力的学术回应”。更多的人则认为，即使这些故事有据可查，现行的教材也难以令人满意。
童蓓蓓说：“我们现在过于关注课本，其实是不正常的。”在美国，老师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学生的情况来确定这学期他们要读哪几本书，写哪几篇论文，就这样循序渐进来进行语文学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学生获得了提高，老师也得到了解放。
蔡朝阳认为，其实也有令人满意的语文教材，他谈起自己看到的一套民国老课本时兴致颇高：“那是非常棒的课本，它以诗歌、顺口溜的方式，将农业社会里一个小孩子所能看到的东西编成课文。”
傅国涌也很早就开始收集晚清民国的旧课本，他觉得这些“纯粹的国文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始终围绕着人性”。这些课本的立足点都是一个个小朋友，它们从学生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出发，讲身边的小动物、花鸟鱼虫、风雨雷电，也正是因此，一些老教材曾被人戏谑为“猫猫狗狗”。这些描述“猫猫狗狗”的文字篇篇生动灵巧，在认识周边事物的基础上，教孩子们逐渐去认识家庭、认识社会、认识国家。
傅国涌认为，人们应该把这些可贵的老课本，当做今日的一种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过头看过去的教材做到了哪一个水准，正是要寻找资源。资源无非两种，一种是外来的，一种是本土已有的。我们向前追溯，几十年前的那些资源，在今天来看就是也有新的一面，我们不能照搬那样的资源，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