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效应”
深圳普高学位的紧张可谓有目共睹，从人们把深圳中考当做“小高考”中可见一斑。
基于对深圳及其周边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观察，朱克恒有一种焦虑。在全国范围内，深圳的教育成本是比较低的，已基本杜绝了乱收费的现象，这些年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投入很大，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硬件条件都不错。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可能会让深圳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教育高地，周边地区生源被吸引到这里，造成难以承载的压力。
出于这种焦虑，朱克恒在教育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提议中考资格应与随迁子女父母对深圳的贡献程度挂钩。“那些希望条件更宽松、门槛更低的人可能要责怪我，但每个人都做‘好人’，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体现了一个‘公共汽车效应’，没上车的人在外面喊‘赶快往里挤’，一旦自己挤上车，马上又喊‘不要上了，已经满了’。很多人都有类似心理，但是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他首先要考虑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
李朝晖认为，深圳普高学位的紧张可谓有目共睹，从人们把深圳中考当做“小高考”中可见一斑。目前深圳的普高学位加上民办高中学位，一年只提供3.8万，学生却已接近6万。
“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深圳依然在努力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目前，深圳公办义务教育有一半的学位提供给非深户学生，如果加上民办义务教育，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位提供给非深户学生。深圳还在区一级设立了‘民办教育扶持基金’，一些民办学校甚至比公办学校办得还好。这说明了深圳在谋求教育公平方面一直很努力、很尽力。”
政策环境和区域差异
用一定条件限制随迁子女中考，不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毕竟还可以享受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资源。
优先保障深户子女的权利，同时兼顾随迁子女的入学要求，这在朱克恒看来，是由现行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决定的。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讲，当然要考虑教育公平、避免歧视对待。但一地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担负，自然优先保障户籍子女的教育权利。
杨勤就此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外国人到美国，跟美国人抢资源，美国政府首先保护公民的权利，其次保护拥有居住权的人，最后才轮到外国人。用一定条件限制随迁子女中考，不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毕竟还可以享受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资源。
李朝晖理解随迁子女家长的心情，认为他们一心让孩子在深圳接受教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不想孩子有个好的成长呢!”既然来上学，就面临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然而具体到我们的政策环境，因为教育的支出由地方政府担负，各地方根据自己的财力匹配教育资源。这也造成城市与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生源不断涌向“高地”。而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户籍人口投放学位，从而导致了供需矛盾。
“国务院相关规定中讲到一个原则，就是要根据‘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的现实可能’制定政策。地方政府肯定要优先保障户籍人口的权利，这属于‘兜底’，非户籍人口毕竟是敞开的、无限量的，如果不设门槛，自然会源源不断地赶来，并给深圳带来难以承荷的局面。”
公平在现实中的“排序”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中的最基本一环，只有保证孩子在教育上得到相同机会，才能期盼孩子们在未来发展中有相同空间。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而在李朝晖看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显然涉及这一“出发点”的不平等。她觉得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中的最基本一环，只有保证孩子在教育上得到相同机会，才能期盼孩子们在未来发展中有相同空间。然而，我们今天实在是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得不设一道“门槛”，但只要未来是向教育公平的大方向发展，临时设置门槛就是有意义的。
何为教育公平?在朱克恒看来，很多人对此显然有误读。如果认为教育公平就是教育平均，就是一种太朴素、太不专业的理解。现实中的公平，既要尽量兼顾各方利益，又要为各方利益“排序”。具体到深圳随迁子女中考方案的制定，就需要依次序照顾到户籍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利益。
“实现普惠是一个理想的终极原则，却需要在不平等的现状中一步步扩展机会较少者的机会，在‘现实可能’的荆棘丛中探寻出一条公平之路。”朱克恒说。
实现普惠是一个理想的终极原则，却需要在不平等的现状中一步步扩展机会较少者的机会，在“现实可能”的荆棘丛中探寻出一条公平之路
他们提供观点
李朝晖 深圳市社科院政法所所长
熊贤君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
朱克恒 深圳市政协委员
杨 勤 深圳市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