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