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遇到好些位法国学者，都对法国一百五十多的前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当代中国如此“走红”疑惑不解，大叹不可思议。他们都说，这本书在法国早就被社会“冷却”，现在只摆放在专家学者的案头。对本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中国受到如此热捧甚至推崇，他们的惊讶、错愕远胜于骄傲。
其实这并不奇怪。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不能不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傅勒认为，至少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二战之后，法国大革命史才逐渐从法国政治中消失，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有趣且有意义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中国却未成为“历史”，还是现实的中国一部分，甚至是现实中一个热点。各种派别、各种思想、各种观点都急切地对这本书、对法国革命大发议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赞同这一部分反对那一部分，有的赞同那一部分反对这一部分。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是轻率的改革引发了革命，还是改革的不彻底引发了革命？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还是名新实旧的制度？大革命应该得到肯定还是否定？……种种观点，激烈交锋。
若再细究，“托克维尔热”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大革命及托克维尔就引起了中国理论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到将它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详作比较；从反思法国式启蒙，到将它与苏格兰启蒙详作比较。从那时起，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一直是中国的“热点”。背后的深层、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国人突然对法国史有深厚的学术兴趣，大发“思法”之幽思，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自己转型道路选择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场性”。法国革命成为中国转型路径最重要的参照系，人们研究的是法国革命，而真正的目的、旨意其实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成为理解、反思中国百年历史的一种“方法”。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名作《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将中国作为日本人更好观照、研究、理解日本的一种“方法”。循此思路，近三十年中国的托克维尔热或法国大革命热，或可称之为“作为方法的法国”，将法国作为中国人更好观照、研究、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这样，“他者”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甚至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法国革命在法国已失去了“心理投资”的意义，在中国反而成为各方各派进行“强大的心理投资”的重头戏，只因法国的转型已经完成，中国的转型正在进行中。
异邦的革命、社会转型史可以成为自己的“强大的心理投资”，那么自己的历史，“心理投资”的价值自然更加强大。一百多年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
1949年以前，国共双方在你死我活的大搏杀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则通过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主义”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这一系统的“革命历史话语”的建构，力证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力证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辛亥革命”、“国父建国”仍一直是国民党“争正统”的历史资源，今天更是反“台独”的论述主轴之一，以此接续“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而民进党对辛亥革命则态度暧昧。
辛亥、孙中山是两岸及海外华人共同认可的符号，是大陆对台、对华侨、对海外华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陆，辛亥革命作为“革命话语”中的一部分，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的重要环节。因此每“逢十”就要开高规格大会纪念。
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大陆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孙中山、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此论一出，自然引起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革命并非少数革命者能“制造”成功的；清王朝的“立宪”非常被动，而且远未达到立宪的“及格线”，从而使社会由倾向改革转而倾向革命。因此，辛亥的“激进”恰是清王朝的步步被动造成的。
两百多年前使“旧制度”覆灭的法国革命、一百多年前使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之所以与当下中国形成强烈的“对话关系”，只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在这种语境下，关于历史上革命、改革的争论成为关于社会转型的方法和路径的争论，其实质是一场关切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争论。
恕我套用傅勒的一句话：它的公民仍然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回到旧制度、继续改革或大革命。这种争论，必然会从学者讨论领域而转移到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热切关注的公共话题。围绕法国革命史、辛亥革命史展开的辩论不能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在历史的“强大心理投资”背后，其实是“社会现实心理”的真实反映，值得重视。